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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手好闲之徒。蜂聚豺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厂支钱，仅足铺垫”［72］。据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统计，惜薪司每年共费库银十四万六千两，大半作了铺垫和各衙门的使费［73］。其他如光禄寺行户，他们交纳的米盐蔬果；素品腥肴，皆有膳盘装盛，但亦被索铺垫。如铺垫不能满足宦官们的要求，则任何物品均被抛掷作践，如撕裂织物，鞭碎水磨合式的炭条等等，甚至全部强行没收。办纳三十七处内外仓房场局草豆的商人，由于京库钱粮匮乏，他们不得不垫支银两，但内官仍然向他们索取铺垫，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据御史刘澄称，铺垫使被佥商的富户恸哭就死，诸司房却因有敲诈之机而沥酒相贺。《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殷商一再佥报，得二十二户，其中因行贿、托情而得免除或逃亡了的，共二十一户，实际仅剩下一户。

（3）　管仓宦官舞弊种种

管仓宦官经常盗窃库存物资，侵吞公款，并刮取太仓银入内库。监守自盗，是明代内库中的常见现象。弘治十八年（1505），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显然，这里相当大一部分落到了监库宦官的腰包里。虽然，本库内官也曾提出请派人前往查算，但在宦官势焰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认真清查。

嘉靖十年（1531）以前，监库钱粮仍然一直没有账册。这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高金等奉旨查勘御用监钱粮，发现内府所藏象牙、画绢等珍奇物品，被典守者侵匿无数，世宗才下令以后监库要立籍账备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立了籍账，要偷的还是照偷，不过多耍点花样而已。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得多了，恐怕难逃大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十八万八千多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确认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世宗这才大怒，把他治了罪。万历二十二年（1594），户科给事中杨恂等在奏疏中，揭露近年马数减少，而御马仓额料却从万历初的五万二千石增至六万九千石，草从一百九十五万束增至二百四十万束。马房牧地草场，户部原征银五万多两，现减少了八千两，而属御马监的征银却由一千多两增至八千多两，即增加了七千多两。不言而喻，这是御马监恃势占夺征银地，以多征得的银两塞入自己腰包的结果。

宦官对库藏甚至有直接偷盗的，如熹宗刚即位时，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后在廷臣的压力下，才匆匆迁出。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情势混乱，李选侍的近侍宦官有不少趁机盗取内库秘藏。其中因暗藏珍宝等物沉重，心情紧张，以致在乾清门外跌倒，把金宝撒了满地、被当场逮住的，即有刘逊、刘朝、田诏，后来又陆续抓住了王永福、姚进忠、姜升、郑稳山、刘尚理等人，都是李选侍的近侍。

（4）　宦官对太仓银及地方库藏的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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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8）

宦官刮取太仓银入内库，对于明政府的财政来说，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于内，京师不收括于外”。英宗时始设太仓库，收贮各省直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以及抄没的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的银两。故又谓之银库，归户部管辖。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以赏赐费用日多，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供用。十八年（1482）十月，又取太仓银四十万两入内库。这就开了取太仓银入内库的先例。

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储征徭羡银尽输太仓，遭到户部尚书周经激烈反对。周经认为太仓尽刮天下财，非藏富于民之意。但与此同时，内府继续借口供应繁多，三次取入太仓银共一百三十万两。

正德二年（1507）二月，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各地把历年积存的库存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后来户部尚书杨一清揭露，这批解送京师的财物，实际上有一半到了刘瑾的腰包。内承运库中官亦屡称内府财用不足，请支取太仓银。户部虽一再加以反对，但无效。《明史·食货志》载，到嘉靖时，原积有八百余万两银的太仓老库，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两。嘉靖三十七年（1558），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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