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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乎？

这段精辟之论，虽然是对当时人说的，但既使到今天，对广大读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春所说的“官话京腔”是指《红楼梦》的语言文字风格的地域性。如李辰冬在他的法文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所指出的，“以《红楼梦》的文字论，‘北京话’给他一种不灭的光荣；然‘北京话’也因他而永传不朽了。”就《红楼梦》语言文字的整体风格而言，周李二位的见解无疑是对的。如果仔细品读《红楼梦》，我们还可以从小说中找到南京的下江官话和吴侬方言。这种现象除了作者曾经在江南生活过的原因之外，恐怕与小说所描写人物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例如，小说开篇就从姑苏写起，林黛玉生于苏州，长于扬州，寄居都中，语言中偶有吴侬方言自在情理之中。

人们阅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语言文字，因此熟悉（通）“官话京腔”的形成历史、结构特点，表达形式，乃至它的特殊文化意蕴，对解读小说思想意涵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早期脂评抄本中有许多特殊用字，准确地传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态动作，极具北京话的特色。程高本和近年来出版的某些校订本忽略了原作者用字的特点，将一些鲜活文字改得平淡无奇，虽然更近于白话口语，但却失去了原著文字绵长的韵昧。因此，我一直认为恢复《红楼梦》早期面貌，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它的“官话京腔”，使之成为原汁原味的“北京话”。或许有人认为这样作是一种“复古”，我则认为这是“复”曹雪芹的“古”，而非保留后人的某些乱删乱改。倘若这一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我想总比花了宝贵时间在那里“猜苯谜”要有意义、有价值！

同“通官话京腔”相比，正如周春所说“谙文献典故”需要读者或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坐下来静心地读点书。就一般读者来说，时间、精力和读书条件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这就需要有一批甘心从事学术的人潜心于此。《红楼梦大辞典》的出版无疑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部有益的工具书，其功不可没。但是我认为仅仅有这样一部工具书还远远不能满足阅读者的诉求。特别是由于今日人们的生活节奏已经加快，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更加需要通过各种有效渠道和传播形式向大众普及相关的知识。学术固然有它的独特性、崇高性，但学术不能远离时代、远离社会、疏远大众，而就小说《红楼梦》的研究来说更应该如此。从“红学”历史与现状来说，每当研究的内容疏离“文本”，成为政治的、经济的“奴仆”，乃至个人的名利场的时候，这门学问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进而招致大众的轻蔑和诟病，这个教训是沉痛的。本书的写作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完成的。

在“红学”这块沃土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阅读者，我既不想作旧红学的俘虏，也不想作新红学的崇拜者。我走的是自己不断摸索前进的路，尽管它充满了荆棘，甚至有时虎狼当道，但我写的每一篇短文中都努力作到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结论。未来，我仍然要坚持把《红楼梦》一书“探测”下去。正如歌德所说——

“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200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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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松并茂祝瑶峰

双松并茂祝瑶峰

——程伟元绘“双松并茂图”

近年来，在北京和台湾省相继发现程伟元的指画《罗汉册》及祝寿图。最近，辽宁省辽阳市文物管理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行又在所藏文物中新发现了程伟元画的一幅“双松并茂图”。

新发现的“双松并茂图”。是裱在一个七折的雕花立屏上的。画面由两株挺拔枝茂的苍松组成的，下方钤有两颗程伟元的名章。从画面的内容、风格、名章等方面考察，“双松并茂图”同台湾省发现的那幅祝寿图的内容和风格颇一致。又，根据立屏上的有关题款，可知此画是为祝贺王尔烈七十寿辰而作，时间是清嘉庆元年。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奉天府辽阳州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三十六年（177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掌陕西道事、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充四库全书处及三通馆纂修；嘉庆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教沈阳书院。嘉庆六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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