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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特赦令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夜深人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

杜聿明、宋希濂想到自己当初的顽固立场，真有些后悔……

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所有的战犯们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杨伯涛的儿子就坐在下面，他竟然没有看见……大厅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赦10名战犯名单，按序列唱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法官一一授予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低头深深向法官鞠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摄影记者纷纷将这感人的场面摄入镜头。当10名特赦战犯都宣布完，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功德林阳光（6）

会见：从国事到家事

第一批特赦释放的战犯共33名，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是10名。这10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两人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对此，周恩来专门做了安排：这10人加上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溥仪，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到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周恩来，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希望这一批人能影响所有的黄埔同学，包括在台湾的“黄埔系”。

刚刚走出功德林的共和国的新公民们，他们住进旅馆，各自一间单房，由长期集体生活突然变为单独生活，一举一动需要自己考虑，总是惶惶无主，举棋不定。他们思想上顾虑重重，心想，虽是特赦了，但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呢？哪些地方可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再者，对人民毕竟有过罪恶，共产党特赦了，人民群众是否同意？他们对阳光灿烂的外部世界已经陌生，一连几天，他们甚至茫然不知所措，仍然足不出户猫在家里。还是他们之中的老长者曾扩情有主意，他以学生的身份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赐教”：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安排会见。

1959年12月13日，北京市民政局殷秘书通知特赦的10人，明天下午有首长接见，不要外出，在旅馆等候汽车来接。翌日下午1时许，驶来一辆大轿车，把10人都接上了车。“这是到什么地方去？是哪位首长接见呢？”大家都猜不着，又不好意思问。车经过北海大桥后，向左转弯，有人认出这是到中南海的路。果然，大轿车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北大门。杜聿明等下车后，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室，室内沙发排成一个圆形。这时，一位干部宣布：

“今天是周总理接见你们。”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随即都咧开嘴笑了。他们的惊喜一点也不奇怪。在座的黄埔一期学生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和第三期学生王耀武当年都亲聆过周恩来的教诲。他们早就有见见总理的愿望，可知道总理忙，谁也不敢开口请求。想不到，今天周总理却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来和大家见面。但是，杜聿明等的心情又是复杂的，当年不听周恩来的劝告，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成了人人喊杀的战犯，在老师面前又该说些什么呢？喜悦与羞愧的双重心情交织在一起，心中五味混杂……

正当特赦战犯们激动不已、思绪纷纭之际，中央*部徐冰部长指着一人，给大家介绍说：“这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白色眼镜。他听完徐冰部长的介绍后，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就座。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门口。陈毅、习仲勋两位副总理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几位先生，随着总理一齐步入会客室。大家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仍然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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