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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

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

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

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大多为杀人越货的惯匪。这个组受双层领导，暗杀工作

由戴笠和南京总处直接指挥，有关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项活动则受区长

领导，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

一九三二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

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

他寄以很大希望。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

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区的领导，因此

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

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

苹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一九三

四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

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

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

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

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

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

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

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

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

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

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

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

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

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

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

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

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

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

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

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

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学生，曾在

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

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

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

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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