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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也正是因为过于深奥曲折的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造成阻隔，使畅达抒情变得困难。

这些要求自然地贯彻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梁书·庚肩吾传》说，自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诸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梁代，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也就是说，他们把诗歌的律化又推进了一步。并且，在诗歌（也包括一些辞赋和骈文）中运用声律手段，不仅是上述诸人，而是扩展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梁代文人的创作中，模仿民歌的成分也在大量地增加。所以，梁代文人诗的语言，或以清新见长，或以轻靡流丽争胜，而很少有滞重生涩、深奥曲折的毛病。可以说，西晋以来文人诗过度雅化，语言繁密深重的现象，经过宋代的鲍照、汤惠休，齐代的谢朓、沈约等人的努力，到了梁代得到全面的改变。梁代诗风的演变，决定了此后诗歌语言风格的主导方向，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在上述背景下，在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因为七言诗比五言诗更为舒展而富于音乐感，也更为和婉动人。在此以前，除鲍照以外，几乎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一诗型。而在梁代，以现存资料而言，七言诗的作者有十余人，作品数量在百篇以上（包括含七言句的杂言诗）。这就扩大了七言诗的阵营，使之成为堪与五言诗比肩的重要形式。梁代七言诗与鲍照的作品颇有不同。即使是杂言的，句式组合也较有规律，不像鲍照《行路难》那样，节奏错综变化，而大多是齐言体。从中产生了一种篇幅较长、隔句押韵、数句一转韵的极富于音乐感的七言歌行（如吴均的《行路难》，萧绎、王褒的《燕歌行》等），以后成为陈、隋及唐人常用的一种形式。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均由此生。

七言歌行通常不注重对偶，但个别篇也有向五言诗取齐，以八句为一篇、讲究对仗的情况（如萧纲和庾信的《乌夜啼》），这就形成了七律的雏形。所以清刘熙载《艺概》说庾信《乌夜啼》“开唐七律”（此诗作于梁）。此外梁代还出现了许多七言四句的短诗，与后代七绝也有一定渊源关系。所以说，梁代是七言诗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

由于梁代文人的文学观，实际是以诗歌的标准为中心，所以当时辞赋也有很明显的诗化倾向。尤其是一些抒情小赋，大量掺用五、七言诗句，有时甚至超过半数以上。而长篇的七言歌行，也往往使用辞赋的铺排方法，形成诗赋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特点，影响甚大。

一、萧衍父子

萧衍（４６４—５４９）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与齐帝室为同宗，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晚年因自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攻破都城，他饥病而死。萧衍在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称帝后对于文学的爱好依然不衰。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现存诗作九十余首，半数以上是乐府诗，而且大都模仿南朝民歌。如《子夜四时歌》十六首，与民歌可谓无所区别、维妙维肖。除了仿作，他还依照西曲制作了《襄阳蹋铜蹄》、《江南上云乐》、《江南弄》等新曲。其中《江南弄》七曲均以七言句与三言句组合而成，有固定的格式，故后人论词的起源，或追溯及此。其音节轻快优美，如第三曲《采莲曲》：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和云：采莲渚，窈窕舞佳人。）

除了乐府诗，萧衍的其他一些诗篇，也有模仿民歌风格的。以他的特殊地位而如此爱好民歌，对梁代诗风的演变，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萧统（５０１—５３１）字德施，武帝长子。立为太子而早卒，谥“昭明”，故后人习称为昭明太子。史传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可见他对文学的兴趣。围绕着他的太子东宫，一度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学集团。《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曾参与其中。但萧统本人的创作，以现存的几首诗来看，都是平庸无奇的。只是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却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所录始于先秦而迄于梁，而以魏晋以后作品占据较大比重。按文体和题材分类编排。在编选中明确注意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所以除了诗、赋二大类，对于文章，主要选能独立成篇而又富于文采的。儒家的经书、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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