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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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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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