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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统计，1931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1位降低为第5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年11月7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519艘，总量为308687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年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1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1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申报》1931年12月20日。＇

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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