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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司长是一位南斯拉夫籍的犹太人，他下面一位英国籍的处长也是犹太人，他们与该司一位法国籍的处长闹得水火不相容。两个处长分别来向我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但任何一方都提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有力论据。我从他们的相互指责中看出，矛盾由来已久，背景复杂，谁是谁非很难弄清，而且卷进纠纷的还不止这三个人，靠我的力量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让他们有我处事不公、偏袒某一方的口实，我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耐心听取他们各自的陈述，不轻易表态。只是当那位犹太裔处长对我说，法国籍的处长在管理项目中有受贿行为时，我立即严肃指出，如有证据，应该拿出来，否则这样的问题不能随便乱说，乱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便不再吭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背后相互指责，这种气氛逐渐平息下来。

技合部当时有十来名苏联人，担任项目管理官员和科长职务。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起初，他们对毕副秘书长和我这两个从中国政府借调来任职的人有些顾虑，不敢接近。我则注意对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职员一样，一视同仁，有时碰面时还与他们用俄语寒暄，以缓和气氛。一段时间后，他们逐渐发现我们在人员的使用和提拔上并没有歧视，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敬而远之了。

该部还有几位我们的同胞，他们都为该部及加强该部与中国的合作做出了贡献。副秘书长特别助理赖尚龙和发展行政司的林武郎是从台湾来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的沈祖为（女）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麦举能是从香港来的。方案支助司招聘处的李醒嘉（女）也来自台湾。她原在会议事务部中文处任笔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提出想来技合部招聘处工作。翻译人员不属地域分配名额，从中文处调到技合部受超员的限制，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才成功。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后人事厅对类似调动就卡得越来越死了。

朱汉生和游允中属联合国统计司，该司受双重领导，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他们二人各自都曾多次到中国执行项目，帮助中国在统计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完善统计制度，得到我国家统计局的赞许。

台湾同胞陈恒茨１９７６年进入联合国，我１９８０年到技合部时，他在该部规划与执行司东非科任方案管理科干事（Ｐ－３级）。１９８１年，他去坦桑尼亚执行技术援助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三十出头。噩耗传来，大家为之悲恸，我和方平与赖尚龙代表副秘书长及该部同事到他家中吊唁，并向他夫人表示慰问。与他同机遇难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七人，联合国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规定，坦桑航空公司应给受难者家属相当数目的赔偿金，但该公司财政拮据，即使将其全部财产变卖，也不足以抵偿小部分受难者家属应得的赔偿金额，只好全部由联合国担负起来。

另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赵宝熙，听说是国民党###陈立夫的外甥。他１９６０年起进入联合国秘书处，技合部成立时到该部规划执行司工作，１９８７年提前退休，后曾在联合国的ＴＯＫＴＥＮ计划下到中国讲学。

有一位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前进入联合国的同胞，在原技术合作厅任职多年，技合部成立后，担任过Ｄ－２级的司长，退休后一度应聘为该部短期顾问。他曾经出过一些不错的主意，但也干了一件令整个秘书处吃惊的事。大约１９８２年的一天，他已经不是顾问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已推荐他接任毕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对他说，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他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他却支吾其词。他也向秘书处其他人放出同样的消息。看来他自视甚高，想借机制造舆论，以为联合国的人都会向他发出欢呼之声，于是他就可借以向中国政府毛遂自荐。岂料，他这种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甚至惊动了秘书长。秘书长托人捎口信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请他向中国政府转达：毕季龙先生如能继续留任，秘书长没有意见；如果中国政府要换人，千万别推荐这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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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3）

有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不久，与我素昧平生、从技合部退休的来自印尼的华裔老人陈先生，七八十岁的高龄，从远离曼哈顿郊区的家里特地来见我。他手里拄着拐棍，不顾步履艰难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作了长谈，反映技合部及其前身技术合作厅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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