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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下）

朱棣没有接受那名官员关于“以十亩之限作为累进制税率的基准”的建议，而是新增了一个税种：五十亩以上者，每亩额外征收十文“无牛税”，养牛一头，免征五十亩田的“无牛税”。

对于这个新增税种，大臣们大多持谨慎欢迎的态度。毕竟，无论是士大夫还是乡绅普遍都是崇本抑末的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也就是说，农业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虽说这个新增的税种会给“有田五十亩以上但无牛”的家庭增加负担，但对于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采取牛耕对他们实际上是有利的。而且，由于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一旦耕牛增加，那么单位面积上土地承载的人口就会减少（由于崇尚崇本抑末的保守思想以及朱棣之前颁布的移民政策，士大夫和乡绅们会忽略人口向手工业和商业流动的可能），于是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也会增加。这样，一旦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有着充足存粮的前提下，灾民被饿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再退一步说，即便灾情太过严重，当地存粮和国家救济均无法满足当地灾民的最低生存保障，那么还有耕牛可以作为食物——至少可以减少易子而食的现象。

总而言之，“无牛税”的推出可以增加人均粮食拥有量。对于这一点，明朝的官员自然非常欢迎。

除此之外，推出“无牛税”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累进制税率所造成的额外赋税无法避免，“无牛税”却很容易规避。为了规避“无牛税”，田产较多的富户就必然会养较多的牛，于是大量耕牛的饲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从唐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形式，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尽可能地开垦出来进行粮食种植，甚至连山区也因为梯田的开发，使得一些地方竟然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古今中外，尽管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短暂的回潮，但总的趋势还是牧地让位于农田。因此，纯粹的退耕还牧是不用考虑的，富户们多半还是会选择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

在朱棣看来，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也行，但还不够好。朱棣并非农业专家，他只是凭感觉认为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这种四圃制是以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轮番种植。它的理论基础是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小麦的地方芜菁生长得更好，种过芜菁的地方大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大麦的地方三叶草生长得更好。

用这样的循环方式，不仅使休闲的频率降低，还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芜菁和三叶草增加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的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这个时代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除此之外，芜菁和三叶草还可以直接地作用于土壤。芜菁和中耕结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抑草作物的作用，三叶草做为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可以增加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对于提高谷物的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只可惜芜菁和三叶草的原产地在欧洲，目前中国到底引进了没有还无法确定。不过，中国的劳动人民极具智慧，只要知道了原理，即便没有芜菁和三叶草，也必然会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应植物，进而发明中国式四圃制轮作法。只是朱棣不能肯定“中国式四圃轮作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明出来，因此只能先将四圃轮作制放一放了。

退而求其次，朱棣准备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前先劝导富户们采取二圃式轮种法。所谓二圃式轮种法就是以二分之一的土地播种农作物，另外二分之一则为休闲地。采用二圃式轮种法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可以在休闲地放养牛羊猪等牲畜，一方面可以使土地获得更多的肥料，使得这片土地在下一年度作为农田生产时能够达到更高的产量，另一方面，富户们还可以获得放牧的收益。在土地足够多而人力较贵（实施新的人头税政策之后，相信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的前提下，显然二圃式轮种法比单纯地种植农作物更加有利。既然人性是趋利避害的，那么朱棣自然也就不需要用行政手段粗暴干涉农民改变现有的种植方式，只需要一丁点提示也就够了。

朱棣并没有海瑞式地仇富心理。因此对于富户能够获得更多收益乐见其成。更令朱棣期待地。则是大明子民饮食结构地改善——富户们获得放牧收益地同时。普通民众自然也拥有了更多更便宜地肉食来源。在原来地平等空间里。由于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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