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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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

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寄“心史”于“红妆”

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颇受人们的关注，研究者认为他是以这两个女子自比。陈寅恪虽然以史家立身，但其“史识”与“史观”却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在文化思想上，陈氏三代均讲究革新，但陈寅恪却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这并不是意味着他认同咸丰时代的保守思想，而是认同咸丰时代变法思想先驱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稳健前进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社会冒进太快，社会、人心、经济、政治等方面反而不进而退。这种观点在他是一贯的，从不曾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做过改变。1961年吴宓去拜访他，事后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但时代一直在趋新，不断革命，始终变化，唯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处，这种巨大的矛盾、反差，怎能不让他叹息呢？

在两部以才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陈寅恪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建了兴亡的“心史”，在柳如是和陈端生的悲剧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叹，使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一个阶段发生了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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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轶事

既非博士，又无著作，如何成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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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成名的“顾老板”

与“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后半生多无所成。对于这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以“江郎才尽”加以解释，但是阅读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巨大反差的命运转折中，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顾颉刚学术上的黄金时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从天而降，“顾颉刚”三个字一跃而起。当时的知名学者纷纷给予这个无名后辈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拱手把他让到了古史学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来了几十位学者加入到了古史学的研究潮流。当年7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担任文科主任，聘任顾颉刚为国文系教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又让他去换聘书，改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的短短两个月内，顾颉刚的“学术地位突高”，“故而称谓亦须改变”。当时，顾颉刚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了一级，与沈兼士、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这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恐怖的家庭教育（1）

顾颉刚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红”了30年，但之后的30年，顾颉刚在学术上基本属于停滞阶段。

少年暴得大名，与老来几无所成，固然与时代环境变迁有关，但个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强弱，强度不同，取舍不同，得失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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