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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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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城”情结

1970年5月27日,贾樟柯生于中国山西省汾阳县的县城,汾阳以出产杏花村酒闻名于世,1996年这里撤县设市。

汾阳是进吕梁山前的最后一个县,一条公路从城区的边缘擦过,往西几十分钟就进吕梁山了,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地势略低的整个城区,大部分是灰色的老式民居,现在它们已经被陆续拆迁。

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这古老的汾阳县城,给予贾樟柯没齿难忘的经历,也成为日后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受之有用的创作源泉,在他身上,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县城”情结,他坦言这种情结,血浓于水,难以割舍。这也是理解贾樟柯影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拍摄县城。县城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封闭,尴尬,有一种生动的压力。出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以及这种叙事的愿望,我喜欢拍县城和县城里的人。”①

倘若说有一幅贾樟柯的电影地图的话,那么汾阳已然成为一座绕不开的灵魂地标②。青年学者羽戈说过:“汾阳好似贾樟柯电影的商标……首先是一种产品真伪的识别码,其次构成了特立独行的精神渊源——对贾樟柯而言,汾阳不止是一座位于太原盆地西南部的城池,不止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而是大中国的缩影,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汾阳就是中国。”③诚哉斯言。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在贾樟柯的镜头底下,所呈现的乡土更细微,更渺小,具有手术刀一样的精准冷静。青春的记忆、八十年代、山西偏远的县城似乎已经成了贾樟柯电影的重要元素。

贾樟柯出身于一个汾阳县城的教师家庭,“贾樟柯”这个名字他说是父亲起的,樟是有着香气的不生虫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贾樟柯的父亲贾联凯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张瑞英出生在农村,后来嫁到城里①,在糖烟酒公司的商店做售货员工作,他有一个在学校里当宣传队员的大他六岁的姐姐,不上课,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车向着韶山开》。贾樟柯看过姐姐的演出,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仰着脖子往上看,高音喇叭的回旋,造成了一种超现实感觉。这些记忆,最后变成了他导演的电影《站台》里的开篇。

对这样的家世和出身背景,贾樟柯颇为珍视,视作他毕生创作的源泉和起点:

我是1970年在山西汾阳出生的。我父亲原来在县城里工作,因为出身问题受到冲击,被下放回老家,在村里当小学教员,教语文。我有很多亲戚到现在还一直住在乡下。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背景带给我的私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我愿意承认,并且一直非常珍视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恐怕不会只是对我这样出身的一个人,仅仅由于非常私人的因素才具有特殊意义。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农业本身,而说的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对事物的理解方式。譬如说,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说他自己跟农村没有一点联系?我看没有几个人。而这样一种联系肯定会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价值取向、他对事物的各种判断……但他又确确实实地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正确地面对自己的这种背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中国人的当下情感,去体察其中人际关系的变化……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正视,这样一种态度,中国的现代艺术就会失去和土地的联系——就像现在有的青年艺术家做的东西,变成一种非常局部的、狭隘的私人话语。①

第一章 少不更事(2)

贾樟柯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经常跟他聊电影的故事,从此,在贾樟柯幼小的心灵里,对电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最后以电影为志业。据贾樟柯忆述:“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岁,1977年、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记得父亲总是下班特别晚,晚上总要开一些批斗会、清查会,父亲回来得再晚,我们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饭,他总讲他骑自行车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电影的情况。他非常兴奋,那时候夜里总停电,借着炉火,我可以看到他脸上兴奋的光彩。”②

其时的贾联凯40岁左右,在中学里教语文。他给儿子讲述拍电影的场面,让贾樟柯首先对这个职业非常尊敬,因为他觉得自己父亲都那么尊敬拍电影的,所以自己也特别地尊敬。因而贾樟柯一再提及,“直到现在,我做了这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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