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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年，维尔加尔德第一次用摩莱里的名字出版了《法典》。

巴贝夫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指出狄德罗和摩莱里是自己的导师。

巴贝夫主义的思想渊源于摩莱里的学说。

当然，作为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巴贝夫主义者和这位导师中间隔着资产阶级大革命，因而他们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把十八世纪中叶的这位有些过时的启蒙学者的学说吸收到当时的经验和要求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和这位导师紧密地连系起来了，可见《法典》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摩莱里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不仅由于他是巴贝夫和“平等派”的导师。摩莱里这部书的直接的宣传作用不能仅限于十八世纪范围以内。摩莱里对于下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即对于十九世纪前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来说，也是一位导师。

１８３０—１８４０年，法国共产主义情绪重新高涨起来，这时人们又重新对共产主义的老作家们发生了兴趣，其中，除了巴贝夫主义者（邦纳罗蒂①）而外，摩莱里也占有首要地位之一。

显然，摩莱里对卡贝②的空想共产主义也发生了

①菲力普。邦纳罗蒂（ＦｉｌｉｐｏＢｕｏｎａｒｏｔｉ，１７６１—１８３７）

，法国革命家，巴贝夫运动的历史学家，原籍意大利，是巴贝夫“平等派的密谋”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家有过很大影响。——译注②埃蒂耶纳。卡贝（ＥｔｉｅｎｅＣａｂｅｔ，１７８—１８５６）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了秘密烧炭党党员，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在哲学观点上他是唯心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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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摩莱里的共产主义理论３９１

影响。当时一本最富有独到见解的共产主义书籍的作者，即空想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德萨米①就不止一次地指出摩莱里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是自己的直接先驱者。

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共产主义的体系中，对《自然法典》也作了某种程度的介绍。

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所谓唯理论的阶段，摩莱里是一位典型的代表。唯理论是唯心主义社会哲学的一个派别，它的特征是把理性制度和非理性制度对立起来。某种适合于自然和理性的制度是存在着的。它也许已被理性所“发现”

，并且已被理性从人的天性中引伸出来。现存的社会制度是非理性的，它是人类理性愚昧和错误的结果。为了过渡到理性制度，必需使理性的光芒驱散无知的黑暗。必须发现真理，在人间传播，因而真理也就不能不取得胜利。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由人类理性的过错以及对理性的发现而形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托马斯。莫尔②开始直到十九世纪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都具有这种唯理论观点的因素。莫尔认为他所描述的乌托邦制度，从人们的世俗利益的观点看来，是最合理的、最适宜的制度。这个制度之所以好，是由于它符合人的自然规律、人的自然爱好和人的最可靠的领导者——理性。另一方面，傅立叶的“社会法典”即在社会关

①德萨米（ＴｈéｏｄｏｒｅＤｅｚａｍｙ，１８０３—１８５０）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公有法典》。——译注②托马斯。莫尔（ＴｈｏｍａｓＭｏ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学者，人道主义者。他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法官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亨利八世时历任国家要职，后因被控“叛国”罪而被处死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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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自　然　法　典

系中保证和谐的规范的总和，也是他用纯逻辑的方法从人的最基本的天性、从人的情欲中引伸出来的。

“社会法典”的原理适合于自然的和理性的要求。对于早期的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体系说来，唯理论是一切体系的基础。愈是接近十九世纪中叶，在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历史现实主义的色彩就愈浓；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就愈能够找到更多的对社会关系的唯物观的萌芽。但是社会主义要彻底从唯理论的传统中摆脱出来，只有在它和乌托邦断绝关系，并且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真正的科学基础的时候才有可能。

十六—十七世纪产生的唯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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