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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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作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波阿斯·以色列,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了他挥动着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上极不称职、痴迷于折衷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有异常行为等一系列证据。他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是在对美国公民可以信仰他们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宪法权进行挑战,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块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摩西五经》,在与其美国妻子离婚后他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他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当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他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感到着迷又加以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忧郁,一半可笑”。这位美国领事在贝鲁特曾问过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他还说:“还有一些不久后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脑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在这一年要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却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级的人群所分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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