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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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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自由人士。阿拉伯知识分子讨论着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自由学会,要求联合叙利亚,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Goneral Borton)。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也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像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还把圣殿山看作一个“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能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能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个剑桥古典学者。他“带有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干”。他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名于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仰光银行的一名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和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资助,协会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8'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布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布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布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是一个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的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复国主义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反映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他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布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服的卡基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是这位复国主义者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9'——“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也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又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因此《议事录》接受度很高。

斯托尔斯“心思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这些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维持了两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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