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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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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知黄鹤举,千里独裴回。

(古风)

这里的“裴回”就是徘徊。为什么过去能有“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而现在却时兴“珠玉买歌笑,糟糠养闲才”?

看起来,那时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一种现在罕见的天真烂漫。他们觉得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尊重人才(那时叫“养士”)的必要。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他们不明白,那些玩政治的人,早已消受不了他们的天真烂漫了。在一个没有压力、没有目标、几乎是为统治而统治的制度下,人才——尤其是爱提意见的那种——确实是一种昂贵的政治累赘。

不但人才没有用,连军备都没有用。没听说安史之乱中唐朝军队从武库里搬出的兵器都已生锈、腐蚀得不能再用吗?据说有的队伍只好提着木棍迎战叛军。所以,在求职的时候,那些认为自己有超常才干的青年,最好不要去为一家垄断企业工作——在那里,他们难免会被当作累赘。

黄金怎能取代制度?

唐人陈子昂写过很多怀念燕昭王的诗。作为四川人的他,在有机会游历燕赵大地的时候,正是事业急转直下的关口,内心想必充满苦涩。他有一篇作品是这样写的: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

为什么眼前的景致也像他的心境一样荒芜?当年燕昭王治下的国家复兴大业为什么就连遗迹都荡然无存?不是说他花重金聘到乐毅等人以后,燕国在20多年里迅猛发展,国力膨胀到了它有史以来的顶点吗?

然而,就像燕国与齐国之间毫无结果的相互仇杀和相互消耗一样,燕昭王追求的目标充其量就是复仇;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在筹划范围之内。他的人才策略,也只不过是服务于这个特定项目的;并未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即使他对乐毅大胆放权、用人不疑,也即使乐毅碰巧也是为人忠诚、办事精明;但据史籍记载,在燕国贵族内部,对这样的革新措施早就有所争议。等燕昭王一死,乐毅的军权很快就受到削弱,国家的战争计划也就随之瓦解了。

没错,正如元人迺闲所说,“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黄金台),用人不可惜财。然而单纯用钱买来的人才,却很难组成一个能干大事的团队。因为第一,无法判断受聘者到底是看重这份收入,还是热衷这份工作;第二,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来保证他们埋头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燕国一直痴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把戏,却始终没能玩出什么花样——乐毅伐齐,半途而废;荆轲刺秦,全盘落空。

在机制的层次上,出问题几乎在所难免。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院Jeffrey Pfeffer教授就曾指出,花钱买人才,会促使受聘用者越发追求短期效应,越发忽视团队建设(企业文化就更顾不上了),越发倚仗某些个人关系(如乐毅仅靠燕昭王一人的信任)来发挥作用。这样的人才策略让很多企业都吃过亏。

古代的燕国,大概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花钱买人的失败案例。

好员工都选择雇主

战国的文化人都是到处跑着去求职的。

一个叫李斯的,为了实现自己做粮仓里的老鼠的抱负(没人打,尽管吃),投奔了当时的超级大国秦国。他表面上为秦始皇干事,抄文件的字写得很漂亮,暗地里却把秦始皇创立的基业全毁坏——到头来也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儿子。

李斯的老师是荀子,当时的职务大概相当于齐国的社科院院长。老师对这个学生的选择不以为然:“秦国倒是一个强国,可惜一点也不文化。”

荀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张苍,虽然也在秦朝当过御史,但混了一阵就逃跑了。后来张苍参与了汉朝的创立和文化复兴,还当过汉朝的丞相。

以上三个人都有显赫的经历,显然也都热衷个人进取。但秦国只让李斯最为激动,让他感到是个可乘之机,因为李斯的道德最为低下。荀子不愿与秦国发生任何瓜葛,尽管他知道秦国的武力已无可匹敌。而张苍,从他在秦始皇统治下私藏《春秋左氏传》这件事来看,大概他很早就料到了秦朝不会长久,并暗中在为取而代之做准备了。

到了现代社会,人才比起战国末年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有一条规律不会改变——如果企业缺少一种面向未来的领导力,给它打工的员工(尤其是高级员工),也就不难预见公司在发展战略和未来的工作环境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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