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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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的《家》《春》《秋》也写在70多年前，而这座城市，早已在斑驳时光中面目全非了。

成都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成都？是花团锦簇的温柔窝，还是让你的舌头“巴适”得想跳舞的美食之都？也许它什么都不是，也许我的前同事翟迪以一本书名才说明了成都的全部——成都，来历不明的夜。

当我很小的时候从干燥晴朗的新疆来到潮湿阴柔的成都，我惊诧于这座城市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滴水青檐，以及滴不完的雨水，我最大的好奇就是街头无数的水井下面到底有没有漂亮的女鬼在晚上出没；我另外一个好奇是，每到傍晚成都的大婶大姐们就会在一声巨大的“倒桶子喽”的吆喝下集体出动，把各色各款漂亮的马桶在街边一字排开，据说有的马桶是从祖母那辈传下来的，足有半个世纪之悠远。

等我长大醒事，却发现成都不见了，原来的成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见了，它成为中国统一制式生产出来的无数城市之一，那种瓷砖外墙加玻钢的火柴盒子在街头比比皆是，道路是四车或六车的水泥快速通道，行人和汽车在红绿灯闪烁之时拼死拼活地抢道。

在我必须感谢的若干人中，有两个人是必须提及的，一个叫夏旗舰，一个叫朱亚。这是两个热烈而固执的人，他们固执地认为我可以为他们的一个叫《先锋居周刊》的杂志写点东西。在一个茶楼里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修一间房子到底要用多少砖，我也换算不出一平方丈到底有多少平方米，我永远成不了所谓房居专家”，他们说：“对头，我们要的不是专家，而是砖家，专门给那些黑心房产老板扔砖的专家”。

我开始写了，我把专栏篡改得不成体统，直到它成为一个与房地产没有任何干系的东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是我的弱点，倒也是强项。最后我恬不知耻地这样定位：“我写的是——城市人居问题”。

我所写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成都，我尽量让它更具有泛中国化的倾向，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更新的时代，正处在一个“家园梦想”的泡沫时代，这个城市有的，那个城市一定有。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些文章中找到各自城市的缩影，比如北京、比如上海、比如石家庄或贵州六盘水市。

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因为我这个人很懒散，我之所以还在写着，是因为我想尝试一下足球以外的东西，何况现在足球已让人们有点糟烦。

必须坦白的一个内心情结是，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来纪念这座我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而我唯一擅长的方式，就只能是写字。这座城市给过我幸福，给过我忧伤，给过我希望，也给过我走投无路，它曾经用一抹温柔包裹着我，但成都的那一抹温柔，有时候很像一剂毒药。

多好的一座城市，有人认为我在系列文章里对它进行了批判，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最大的误读，就像很多外地人对成都的误读一样。我的一贯宗旨，对于任何事物一味的讴歌便是对这个事物最大的不敬，对于它以及中国其它城市的热爱使我必须用更复杂更细腻的方式去书写。何况我更多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写城市，我认为城市不是那一块块砖头和道路，而是居住在砖头和道路之间的人和人的关系。

这是最好的城市，这是最坏的城市。或许N年以后我会离开它，但所有的故事却像深深扎入皮肉的那根刺，无法拔出。

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1）

多年以后，当我们在某个阳光斑驳的下午想起多年以后的成都，心情一定非常古怪——这座充斥着劣质铝合金和马赛克建筑的城市，很像一个倦意袭来卸妆不全或为赶早班车匆忙化妆的妇人，在视觉上给你惊魂未定的打击。

“成都——一座随时可以拆迁的城市”，只有像朱亚这样在绝望中热爱着成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绝望的语言，每当他开着那辆小奥拓穿越大街小巷的时候，一定希望自己是开着一辆巨型推土机，轰隆隆由南至北、由西至东就把城市夷为平地，像揭竿而起发动一场建筑暴力革命。

成都，太像一座生机勃勃的巨大“县级市”了，从建筑想象、建筑格调而言，它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飞速发展制造出来的肤浅的半成品，在我成长最重要的10年间，每个夜晚都惊心动魄地听到砸桩机运土机卖力工作的声音，每个清晨都惊讶地发现城市又毁了一道容。头脑发热必然带来思路混乱，一个画家花3年创作的画只需3分钟就可以卖掉，而一个花3分钟制造的画30年也卖不出去；同理，在这样匪夷所思速度中建成的城市，随时都可以把它拆迁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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