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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 。。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9)
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我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我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维世说,妈妈前几天还问三姨、三姨夫和他们每个孩子的情况呢。二姐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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