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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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化为最高、最低纲领，这与中。共的奋斗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最高纲领当然是实现*，这个始终不变，但最低纲领则根据现实阶段而变，最初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新民主主义，之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奔小康——当然不是孔子那个“小康”。如果直接将实现“大同”立为大公党的奋斗纲领，就会因为遥不可及而变得虚无飘渺，而为成员怀疑，失去前进的信念。如果只以限制君主权力的“共治共有”为奋斗纲领，那么从士权到民权就无法申张，废除君主世袭、选贤与能的“天下为公”之政就实现不了，最终还是在“家天下”的圈子里打转。

至于党内的成员们信不信“大同”能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目标总得往高里确立。就如道家以长生为目标，佛家以修来世为目标，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正因为有这样至美好的大目标，真正的信徒才那么虔诚。

阁内成员经过一阵讨论后，这个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被一致通过。

在议定纲领后，又议党内结构。名可秀道：“建政党当如建屋舍，须得有高低结构，梁柱楔门扇各居其位，各承其力，才能搭建得严密坚固。政党之内，一利职责分明，有序不乱；二利奖惩有凭；三利上下激励；四利职责监督，杜绝任事不为，或专权之行。”

众人议论后认可。

于是诸成员聚议，初步定下党内结构：以党首为总领，其下设副党首一人，执事四人，司计掌财务，司察掌党内纪律及监督，司闻掌情报，司宣掌宣传，掌书记负责文函上传下达及党务联络，司靖掌内外安全等。

对于各任职者的人选，包括党首在内，名可秀道：“当选贤与能。”重点在一个“选”字，即定党内公选制。

卫希颜便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可成立国家党议会，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党首、副党首和四名执事的提名公选，还要通过国家党议会的议员名单，以及修改政党纲领和组织规则；二是在国家党议会下设常议会，由党首、副党首、执事组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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