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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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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化为最高、最低纲领,这与中。共的奋斗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最高纲领当然是实现*,这个始终不变,但最低纲领则根据现实阶段而变,最初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新民主主义,之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奔小康——当然不是孔子那个“小康”。如果直接将实现“大同”立为大公党的奋斗纲领,就会因为遥不可及而变得虚无飘渺,而为成员怀疑,失去前进的信念。如果只以限制君主权力的“共治共有”为奋斗纲领,那么从士权到民权就无法申张,废除君主世袭、选贤与能的“天下为公”之政就实现不了,最终还是在“家天下”的圈子里打转。

至于党内的成员们信不信“大同”能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目标总得往高里确立。就如道家以长生为目标,佛家以修来世为目标,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正因为有这样至美好的大目标,真正的信徒才那么虔诚。

阁内成员经过一阵讨论后,这个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被一致通过。

在议定纲领后,又议党内结构。名可秀道:“建政党当如建屋舍,须得有高低结构,梁柱楔门扇各居其位,各承其力,才能搭建得严密坚固。政党之内,一利职责分明,有序不乱;二利奖惩有凭;三利上下激励;四利职责监督,杜绝任事不为,或专权之行。”

众人议论后认可。

于是诸成员聚议,初步定下党内结构:以党首为总领,其下设副党首一人,执事四人,司计掌财务,司察掌党内纪律及监督,司闻掌情报,司宣掌宣传,掌书记负责文函上传下达及党务联络,司靖掌内外安全等。

对于各任职者的人选,包括党首在内,名可秀道:“当选贤与能。”重点在一个“选”字,即定党内公选制。

卫希颜便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可成立国家党议会,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党首、副党首和四名执事的提名公选,还要通过国家党议会的议员名单,以及修改政党纲领和组织规则;二是在国家党议会下设常议会,由党首、副党首、执事组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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