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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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思想的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向为胡风所推崇的舒芜，这下激起了胡风的憎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以“无耻”的绰号称之。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5）

周扬在上海与胡风谈话之后，胡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扬在看到这封信之后，也给周总理写了一信。内容是这样的：��

总理：　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现在，我把我在上海和他谈话的经过，及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我4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３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

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近20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1940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怀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1947年—48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0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评，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对胡风理论的批评，上海方面表示困难，没有进行。同时，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按语已正式提出胡风理论错误的问题，最近《文艺报》发表了有关胡风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胡风更急切地要来北京，而这个批评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来做了。他（注：指胡风）于19日到京，现住文化部。

我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他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我们准备由###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玲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此致　布礼

周扬

７．２３ 周恩来于7月27日在周扬的这封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BFQ〗　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20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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