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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走向高技术。虽然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阻止中国整个发展势头。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更快地发展，并在亚洲获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应该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

但在1980年的时候，傅高义担心：“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傅高义认为这是中国将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一年，松下幸之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给中国国务院领导讲起了他的经营哲学。“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为此，就要尽可能地分散权限”。总理问松下：“总公司可以拥有多大的权限？”松下的回答是：“只要坚持经营的基本方针，有使命感，下面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必要进行限制。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这一年，赵紫阳正在为八万个国营企业的管理权限过分地集中在国家或省里，今后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总经理山下俊彦这年则正在为悬而未决的中日合营企业而操心。但1980年的他还是有点失望。在北京出席完松下综合电子技术交流会回到日本大阪之后，山下对共同社记者说：“想积极合作，但这次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从根本上说，建立合营企业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是，为了使中国在电子技术领域取得发展，不能一下子就采取合营的形式，首先作出一两项实际成绩，加强互相信任的关系是很主要的。”松下电器从1978年就向中国出口产品了，不过，自这次松下和山下访华七年后，也就是1987年的9月，松下电器才正式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到1994年9月2日，松下电器与北京华瀛盛电器开发公司共同创立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投资是3　000万美元。日后，它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在中国诞生。这一年，山下除了与赵紫阳总理、谷牧副总理举行了会谈外，还参观了五家北京和上海的电视机厂和显像管厂。他认为中国企业“只要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才和设备的作用，生产率也能提高”。

在四年前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一代宗师，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在1980年的秋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在北京的头三天，弗里德曼作了三次演讲：“货币之谜”、“货币与通货膨胀”、“80年代的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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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1980年现实主义（2）

弗里德曼于1980年9月22日到10月12日在中国逗留，访问了中国的北京、长春、上海、苏州、杭州、桂林和广州。回国后，他给提供资助的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里，弗里德曼回顾了历史，他认为，通常在一个经历了动乱、正常秩序被破坏的社会里，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并提高。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恢复就是个例子。同样，中国内战结束后，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也出现了几年迅速的发展，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没有持续下去。现在，当秩序得到恢复，经济就会出现迅速的复兴。

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中国这一年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中发挥作用，在随后几年应该会出现可以想象的进步。但同时，弗里德曼对这一进步是否能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改革再次中止。相关内容参考　《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国的老朋友，美联社记者，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则认为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之一”，中国也正在从严厉的压治时代转向比较自由的时代。虽然也有人反对改革和进步，但在罗德里克看来，这些人大多是官员。

罗德里克观察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正在风行，而仅仅在几年前，由于电视节目的枯燥乏味和充满说教，观众还不大愿意去看。罗德里克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期望值越来越高的革命。电影、电视、商业广告，甚至报纸都打开了窥看外部世界的橱窗，这些都刺激了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的胃口。

罗德里克早在1946年就到过延安，并采访过毛泽东。1946~1947年间曾在延安住过六个月，和周恩来相当熟悉。他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49年，亲眼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72年美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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