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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又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莫洛托夫共事（1）
我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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