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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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　年》，第　55—56　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

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　1930　年　7　月　23　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案》（见《红色文献》 第　354　页）是在　4　月至　5　月起草而在　6　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

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

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

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

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

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

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

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

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

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

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

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

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

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

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

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

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

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召开——只有狭窄的

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

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

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

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

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

们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　２２　人，包括五位年

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被枪杀。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

“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

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0、100、108、140—141　和　143—144 页；郭华伦：

《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4　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　1929—1930　年几乎完

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68—71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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