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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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南北文化、国内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汇聚，相互融合，推陈出新，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生气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面貌。

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贵族阶层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权，也不同于宋代以后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复存在，而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它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隋唐以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豪门大族的势力都很强大。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唐人柳芳认为这是导致隋亡国的重要原因（《氏族论》），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唐太宗执政不久，即下令修《氏族志》，这是在全国统一以后对各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经唐太宗授意，皇族和外戚被列于《氏族志》的最高地位，而后才是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同时还把原先非士族的功臣以及其他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谱内。这既承认了原有士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强调了皇家的尊贵，并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旧门阀势力在唐代受到压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出于崔一姓的有二十三人①，就可见一斑。

①此条及下文范阳卢氏中进士人数均据岑仲勉《隋唐史》。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新的选拔官员的途径，在唐代得到继承。它作为朝廷主持的考试，取代了过去由士族把持的铨选，促进了中央集权。但唐代的科举与宋以后的科举有很大区别。参与科举者，部分来自各级学校，大抵为官员子弟；其他人要经过地方上的“选贡”，士庶之分虽非“选贡”的依据，但作为一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手段，它对“选贡”必然会有相当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卷评阅是不糊名的，及第与否，同考生的家庭地位、社会影响、考官对其熟悉程度等因素大有关系。因此总体说来，新旧士族在科举中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如范阳卢氏自德宗兴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约九十年间，有一百十六人登进士第，便是显著的例子。

另外，科举在唐代政治结构中的意义也不像宋代以后那样重要。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不是很多，还有许多官员是通过其他途径简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门资”（家庭的政治地位）入仕，这也是一种贵族特权。

在上一编中，我们已经说明：贵族政治特权的存在，对于普通人士固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但同时它也有抑制皇权绝对化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专制统治有所松懈，使个性尊严、个人自由的思想有存在的空间。像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在魏晋南北朝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范晔甚至一定要等皇帝亲自唱歌时，才肯为他弹琵琶。对于唐代政治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拿唐朝和宋朝相比，由于皇权强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唐代的情况又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社会。《氏族志》所列已比旧门阀士族的范围扩大了许多，高宗时代武则天执政，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使“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旧唐书·李义府传》），进一步以朝廷“功名”破坏士族制度，士庶的界限不断淡化。在科举中，虽然存在士族占优势的情况，但毕竟为许多普通读书人提供了机会。至于像马周受唐太宗的欣赏，由布衣直接拔擢为宰相，这在南北朝士族社会里更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总而言之，唐代社会既有一定的贵族化色彩，同时对社会中下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容纳他们之中的优异人物。

这使得许多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对于个人前途抱有更大的信心，对参与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活动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唐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些特别。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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