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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话，我也去看看。”母亲的话其实没说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台湾的兄弟。母亲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说真的，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有机会去台湾或金门，并且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前往，那么，我可要犯难了。犯难什么呢？这话我不想说，也很难说清楚——正如金门的眼睛，正如我上面讲的那些故事，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恐怖也好，荒唐也好，辛酸也好，痛楚也好，好玩也好，所有的意思，所有的况味，所有的感慨，尽在不言中。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于乐成马车河

我有一把手枪

我有一把五四式手枪，半新不旧，是捡来的。那天，我在老家的天后宫里，整整看了一天的批斗会，很乏，便靠在宫后的稻草堆上睡着了。我恨死了“牛鬼蛇神”，在梦中也高喊革命口号。我甚至梦见自己抓起一把手枪，对准一个走资派的脑袋——我想开枪，但不敢扣动扳机，正犹豫间，我醒了。令我震惊并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手中竟真的握着一把手枪，而且，是真家伙！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把枪是某造反派头头丢失的。这位造反派头头，做人很横，平时爱将枪塞在宽宽的皮带间，谁见了都害怕。他的枪为什么丢失在天后宫的稻草堆里，这是个谜。

我把枪藏了起来。

我的母亲是黄岩人，她出身于大户人家，在芙蓉街上开杂货店，手头有几个钱。各路造反派都指控她是地主，争先恐后抄我的家。我恨死了地主，恨死了母亲。母亲会喝酒、抽烟，我觉得母亲更像美蒋特务。夜里，我常常掏出手枪，捏在手中，暗中监视她。

这自然是“*”中的事。在这之前，其实我早拥有四十多把手枪。这些手枪都是匣子枪，我曾出租给芙蓉的大众剧团，供演员们演出现代歌剧《江姐》之用。那时，我才十岁。我站在戏台下看演出，关心的并不是剧情，而是演员特别是双枪老太婆手中的手枪。这些手枪都是我造的，尽管是木枪，表皮涂着墨水，脏了演员的手和衣服，但枪一“响”，戏台上的坏蛋，不是倒地毙命，就是狼狈逃窜，还是挺“杀甲”的。

贾平凹说过一句名言，说天下的儿童都一个样，天生爱枪，爱杀人。的确，哪个儿童不爱枪？我们见惯了这样的场景：儿童们常常眯起一只眼，用指枪或玩具枪，嘭嘭射击人，不管你是坏人，好人，不管你是兄弟姐妹，还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其枪一“响”，你必须倒地“死”去，你不“死”，他们就倒下地去，大哭大闹。

我当然也一样，儿时也爱杀人。我爱看枪，画枪，剪枪，买枪，玩枪，梦枪，还造过大量各式各样的枪。我为何少时眼睛一只粗，一只细，为何用弹弓弹鸟出奇的准确，为何爱上投掷手榴弹，并分别创造了少年和民兵手榴弹县纪录，为何喜欢下军棋和玩“打啪啪”的游戏，为何两次参加干部步枪射击活动，一次名列第二，一次名列第三，为何单身走夜路，特别是走巷弄，总爱右手提着虚拟的“手枪”给自己壮胆，为何几十年如一日，爱打炮仗，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儿时我有深深的“爱枪”情结和狂热的“玩枪”经历。

当然，玩真枪跟玩假枪，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真枪沉手、冰凉，握在手中，心中充满了罪恶和恐惧感，尽管它膛中没有子弹，我也不敢将枪口对准人，更不敢扣动扳机——我对待母亲也一样，尽管造反派们说她是地主，我恨她。我想，玩过真枪的人，大家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我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玩假枪，总爱乱杀人，而玩起真枪，却害怕了，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杀的人。

贾平凹说儿童天生爱枪，爱杀人，他所要强调的思想是，人是“性本恶”，而不是“性本善”。我对这个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不过，我有理由怀疑，贾平凹儿时没有玩过真枪。

真枪是断断不能示人的。当“*”转入派别斗争时，我便将那把真枪连同它的神奇来历彻底藏了起来。后来，我裤袋里常常塞着一副弹弓，再以后，塞着一颗假手榴弹，借以寄托和消解我对那把手枪的想念。

二十年前，我们全家迁进了县城。在县城，我发现人们都很忙，说话、走路、办事，节奏似乎显得特别快，而人与人之间，相处得也似乎比较友好。我明白，我们的国家已彻底结束梦魇日子，进入了经济大建设的时代。我的工作也很忙。慢慢地，我将那把手枪给淡忘了，裤袋里塞的也不再是弹弓、手榴弹，而是记满了各种数字和符号的笔记本。

不过，时隔十多年之后，我又顽强地想起了那把手枪。但我不敢多想，更没有回老家寻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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