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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到寡妇,她的悲惨遭遇已经令人十分同情,却偏偏又遇上地痞恶棍张驴儿父子的胁迫与诬害;当她自信清白大胆走上公堂时,等在那里的是一个昏聩愚蠢、视人命如虫蚁的太守。实际上,整个剧本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包括窦娥的父亲和她所孝敬的婆婆,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窦娥无穷的不幸,而地痞恶棍加上昏庸贪婪的官僚,最后把她送上了断头台。这一结果彻底颠倒了普通老百姓所信奉所要求的善恶各有所报的法则,无论在剧情本身还是在观众心理上,都已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浪涛,而最终从窦娥愤怒的呼喊中喷泄而出: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更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滚绣球》)
这是带普遍意义的控诉,是受压迫者对黑暗的世间究竟有无公道可言的根本怀疑;只要类似的不公正还存在,它就永远是惊心动魄的。
剧本在这以后写窦娥的冤屈终于感动上天,使其临死前的三桩誓愿一一实现,最后并由她的经科举做了官的父亲平反冤枉,使得剧中的激情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平息下去,这是对观众欣赏趣味的有意无意的投合。毕竟,一般市民阶层的观众,需要在看完一场戏以后仍能够保持心理的平衡。但这样一来,戏中原本异常强烈的悲剧色彩未免被冲淡了。
揭示苦难,最终又通过多少是令人快意的结局使剧中的苦难有所消解,让观众既宣泄了内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满足,这种结构方法在包公戏《鲁斋郎》和《蝴蝶梦》中显得更为特出。二剧通过“权豪势要”对平民甚至小官吏的肆意压迫描绘出一幅昏乱黑暗、无法无天、全然没有公道和秩序可言的社会景象。站在黑暗现实对面的,是刚正不阿的“清官”包拯。但他也只能用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计策,惩除凶顽,保护弱者。包拯的形象,表现着受迫害的民众对封建“王法”所承诺的社会公正的期望,是他们于黑暗中挣扎时所能够看到的一丝光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汉卿的创作代表了人民的理想。
同爱情、婚姻有关的题材在关汉卿剧作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其中像《救风尘》、《切脍旦》(又称《望江亭》)同时也反映了弱者对社会中邪恶势力的反抗,带有“社会剧”的意味。《切脍旦》写谭记儿面临杨衙内企图杀害她丈夫、强娶她为妾的险境,机智地利用酒色将他愚弄,使之沦为阶下囚的故事。《救风尘》由三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恰好地配合成一场喜剧:同是风尘女子的宋引章和赵盼儿,前者天真轻信、贪慕虚荣,后者饱经风霜、世情练达;而另一角色周舍,则是个轻薄浮浪又狡诈凶狠的恶棍。宋引章被周舍所骗,赵盼儿利用周舍好色的习性,以身相诱,将她救出火坑。这两种剧本的特点,都是把恶势力的代表放在被愚弄的地位上;他们虽然貌似强大,却由于自身的卑劣品格而受到引诱、欺骗,终于大倒其霉,这无疑给普通观众带来很大的快感。在这里,通常为社会道德所不赞同的色相欺骗,成为代表正义一方的必要和合理的报复手段,这显然反映出市民社会的道德观念,剧情也因此变得十分活跃。
《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
《拜月亭》写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流离中与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来被父亲强硬拆散。相隔多年,王尚书招进新科状元为女婿,却正是蒋世隆,夫妻终得团圆。《调风月》写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作“小夫人”的小千户,又被迫代小千户向一位贵族小姐莺莺说媒,恼恨之余,大闹婚礼,使得小千户不得不实践诺言。这两个剧本突出反映并肯定了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选择。如王瑞兰被父亲逼迫回家,心中却咒骂父亲为“猛虎狞狼,蝮蝎顽蛇”,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弃“孝道”于不顾。燕燕所追求的地位虽说仍是低下的,但为了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她同样作出了不顾一切的努力。另外,《金线池》和《谢天香》都是写士子与妓女的爱情,这是以前的其他类型文学中经常涉及的题材。但在关汉卿的笔下,那种彼此天涯沦落、相互怜惜的意味要更为浓厚,这同元代文人的现实处境及关汉卿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尤其是剧中对杜蕊娘、谢天香两个妓女的心理和性格,描写得真实而细致,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理解。
在关汉卿的历史剧《单刀会》、《双赴梦》、《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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